书 时 光

     如果不去旅行，那么学习地理又有什么意义?这是《房龙地理》一书收尾的话。

端阳节，宅在家里看书，很随意的翻着田晓菲的《留白》，突然被其中一段话深深攫住：

不知道别人怎样，我是每看到屈原的名字，就想到杜十娘。

他们都是文化神话，都和水甚有渊源：一个怀石自沉，另一个怀宝自沉，而且都是因为有人未能正确认识他们的价值。在这一方面，怀玉的卞和是他们共同的原型……

 知道田晓菲，还是好多年前。那时，我刚走上教坛，她的那篇《十三岁的际遇》入选了人教版《语文》教材，是必教的文章。当我向学生讲解她的经历时，我很吃惊于她的才华，更没想到她会如此年轻。那时，她不过三十岁，已经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教授了。

 一直以来，我却对少年早慧的作家兴趣不大，大约是听信了那句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”的传言。我总以为少年时代的才华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会被磨蚀掉的，而田晓菲无疑会属于这样一类。此后，似乎隔了好多年确乎不见她的消息，于是，我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。直到前年偶然的一天，我在书店翻书，翻到了她新出的几本书，一下子颠覆了我固有的偏见。

 读田晓菲的文章，常能领略到一种深邃的美，她总在有意和无意间表现出自己对语言和文化特有的锐敏。她对中西古典文学的熟稔，在比较中西文学时所表现出的特别感受力，都使很多成名学者望尘莫及。

和台湾女学者林文月相比，田晓菲似乎更胜一筹，她的文字感觉更通透，这无疑得益于她的早慧。她不仅有着深厚的学术素养，更有着卓绝的语言表现力。她读书，看似随意，所得的见识，却是别人所不及的。

爱读《金瓶梅》，不是因为作者给我们看到人生的黑暗——要看人生的黑暗，生活就是了，何必读小说呢?——而是为了被包容进作者的慈悲。慈悲不是怜悯：怜悯来自优越感，慈悲是为了看到书中人物的人性，由此产生广大的同情。

在田晓菲的心灵世界里，包容着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世界。她打通了中西文化的血脉，所用的手段新旧兼有，目光深邃惊人。她完全是透过文化的眼去看古人的心灵，故而所得的皆是一般学人所不能察的学问。

  《金瓶梅》是一部秋天的书。它起于秋天：西门庆在小说里面说的第一句话，就是“如今是九月廿五日了”。它结束于秋天：永福寺肃杀的“金风”之中。秋天是万物凋零的季节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第一回，无论热的世界还是冷的天地。秋属金，而第一回中的众多伏笔就好像埋伏下的许多金戈铁马，过后都要一一杀将出来，不能浪费。

  她在寻觅着中国古典文化的心灵之路，超越了对书本身的学问观照。我有时想，真正的学问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?不正是从那细微处体味别人所不能及的感受吗?真正的学问不应只是会从新材料里得出新问题，而是能够为其“文化所化”的心灵相通。而田晓菲无疑有了这样的境界。

   端午节里，看《留白》，让我更深刻的体会出“留白”是一种智慧，更是一种境界。

一

“少时不读水浒，老来不看三国”，这是小时候读书时，老辈读书人常告知我的阅读教训。那时，很懵懂，不知道这句话里所蕴涵的人情世故。待到年龄渐长，才被告知其实是可以读《水浒传》的，我便兴冲冲地跑到书店，买回一套百二十回本的《水浒全传》来读。

我迄今仍不清楚，当时买这本书的目的，大概是因为那时阅读匮乏，买书的直接原因是知道那是名著，很多人都曾读过，再加上小时候看过山东版的电视剧《水浒》，故而读原著的想法很强烈。不过，我对《水浒传》的认识大多是基于电视剧的演义，与读小说的感觉还是有隔膜的。正是因为这点隔膜，使我在小说里既读不到好斗的精神又读不出深刻的人情世故，只是觉得好玩、有趣。林冲的苦大深仇、宋江的凄惨遭遇、李逵的憨直可爱，是我读《水浒传》最初印象。

后来，进了大学中文系，要直接和《水浒传》打交道了，才渐渐注意起人物背后的思想来，不过却总摆脱不了对好汉们“被逼梁山”遭遇的同情。直到前些日子，在家无事时，特地下载了新版《水浒传》来打发休闲时光，间或还看了鲍鹏山先生讲《水浒》的视频，忽生出不少新的认识。原来，我小时候对梁山好汉的认识，其实是在误读《水浒》，譬如宋江的“伪”，李逵的“嗜杀”等都被我选择性的给抹杀了，而我这样的阅读经验却曾经深刻影响了几代人，有时想想，还是有些“后怕”的。一部《水浒》，其实就是一部国情教育史。

韩立勇的《宋江是怎么当上老大》是一部彻底颠覆我以前阅读经验的书，它更新了我对梁山好汉们最初的肤浅认识。韩立勇深刻揭示出了《水浒》好汉们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与生存基础，分别给予他们最强烈的人性批判。韩立勇将中国的江湖社会，以宋江个人的经历为线索，通过梁山的小社会，来折射出历史本来面目。韩立勇的文字里常带着“含泪的笑”，表面读起来有些油滑，实际上却深邃，甚至深邃得令人震撼。他臧否宋江，立场却是站在“人道主义”一边，是用当下的眼光去透视小说自身，故而在批判的过程里，韩立勇也在时时反省自己。而他的这种反省，很大程度上又是根植于时下的这个社会。假如没有社会普遍恶的存在，我们所见的宋江可能就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。

   宋江作为《水浒传》里主角，很长时间里是被“光辉化”了的人物，耽着“呼保义”、“孝义黑三郎”和“及时雨”的名号，宋江一直在梦寐以求着自己宏大的理想——“当老大”。这种江湖气，使得他在为人处世上多悖于人道精神。他虽号称“替天行道”、“忠义为本”，所做的却是贪于个人利益，把别人当作自己成功的垫脚石。故而从宋江个人成功史中，我们固然可以得到某种所谓的职场成功经验，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对历史荒谬的无奈。

   在一个潜规则大行其道的时代里，个人的成功很多时候不是自己能力所能决定的。它取决于你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对人性的敏锐感知，缺少这两点，你在生活中会时时遭遇无奈。所以韩立勇在盘点梁山好汉们的个性时，语言里多出了几许对人生沉重和无奈的感慨。他是带着鲁迅先生“看夜的眼睛”去审视着梁山这个小社会中的各色人物，挖掘出他们人性中最卑微、最阴暗的一面。他用冷眼去审视着宋江的成功。胡文英评庄子有“眼极冷，而心极热”语，这用来评论韩立勇也是极相称的。

二

    我和韩立勇不怎么熟悉，但经常能够读他的文章。之前，知道他有个网名叫“崇拜摩罗”。那时，我们几个网友合伙创办了一份《三流生活周刊》的电子杂志，崇拜摩罗是其主要撰稿人之一，因而能时时读到他的文字。那时，我尚不知他居然还对《水浒传》很有研究，只晓得他思维敏锐、笔调老道，论起人事来，总有着自己的一份独特的见识。

   我不知道，韩立勇为什么要把这本书定性成职场成功学。其实，这是对这本书的最大误读。韩立勇写宋江，是带着青春的一份激情而进入到写作当中。他知道自己并不能改变什么，所以在发愤为文的同时，常把自己的理想寄寓其中。他是带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，而进入《水浒》的世界里。他所勾勒出那个世界、那些人物，又何尝不是我们真实生活的投影呢?曾经听过一句话“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”，以前总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听这句话，待到入世渐深，方明白其中的深刻哲理。

   有时我想，虽然现在已是21世纪，科技的成就自然今非昔比，但很多现实的生存法则，却依然滞留在古代。20世纪，虽经几代人的启蒙与革新，却仍然无法改变我们的现实生存法则。那些牢固的生存经验，深深镌刻进了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里，无法轻易抹掉。韩立勇借对宋江所拥有梁山世界的分析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现实世界缩影图。无论是宋江的虚伪、林冲的懦弱还是官迷的杨志、“禽兽”的董平，其实都是有现实版本的。

   透过《水浒》看世情，从《宋江是怎么当上老大》中读来，只剩得一声叹气!

知道钱理群先生，是因为鲁迅。记得还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一提鲁迅，当然就不能不谈到钱理群对鲁迅的理解了。这位鲁学专家，一直是我鲁迅阅读上的引路人。他的好几本有关鲁迅的著作，都是我案头珍藏之作。每每心情烦躁的时候，我都会拿起它们，重新回到鲁迅那里，找到和鲁迅相遇的心境来。

后来听说钱老退休了，退休后钱老居然关心起中学语文教育来。而这对一个已经在中学语文教育岗位上奋斗了好几年的我来说，到有了一种期待。我一直在想，要是钱先生把鲁迅的研究带到中学来，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?年轻一代也会和我一样，很快就能接受鲁迅吗?

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，我常常有着莫名的教学苦恼。譬如，我喜欢把自己对于某个文学家的理解带到课堂上，但是学生们却听得不知所云，一脸的茫然，于是我的激情顿时消歇了一半。在痛感着中学语文教育中思想元素不断地缺失，我急切盼望着鲁迅精神的回归，以拯救当下有病的教育。但是我又能做什么呢?于是只好将这样的理想寄托在别人身上，而钱理群无疑是最令我尊敬和最值得我信赖的学者了。

《钱理群中学讲鲁迅》便是这样一本带着作者理想所寄的中学课堂实录，但我更愿意将它看成是一本探索中学语文教育心路历程的书。因为，它是和鲁迅相关的，因为它是在讲述鲁迅思想。

  大学教授到中学来讲课，乍听起来颇具诱惑，其实在当下这一应试环境中，它所面临的非议却甚为严重。中国的应试教育是带着极强的功利色彩，因而很少有倾心于人性教育的一面。所以一旦试图抛开功利层面而试图进入到审美层面的教育上，其中的艰辛大约只有经历者才能体会得出。在这本书里，我多次感受到钱老为了挣脱这种束缚所付出的努力，但效果却并不明显。而就钱理群个人而言，他讲鲁迅并不是要改变什么，而是通过鲁迅让不同的生命个体感受到一种和鲁迅相遇的可能。

“鲁迅永远是山，而年轻人却是一代代流动的水，这山和水的关系，是永远引人遐想的。”

或许，在钱理群看来，讲课的最大诱惑力仍然是出自对鲁迅一种热爱，是向鲁迅致敬的一种方式。他说“我也在这样的交流中又和鲁迅有了一次相遇，在某些方面，也有了新的体认。”我不知道，在钱老心中，鲁迅到底意味着什么?但我想，对于更多年轻人，鲁迅看起来好像在不断远离着我们的生活，其实他却时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每当我们遭遇困境的时，每当我们深感孤独之时，鲁迅就会出现，让我们获致一种直面人生的力量。

 也许文字最大的魅力，就是它的延续性，它是在阅读中被点燃起一束光芒，那束光芒便是我们人生的探路灯。伟大作家总是能通过文字产生一种精神源泉性的元素，他适应着不同年龄的读者对他的不同期待。钱理群正是本着这样一种信念，他在讲述鲁迅的过程里，选择了易被青年少学生所接受的鲁迅作品的温和一面。他从“父亲与儿子”出发，进而讲到鲁迅笔下的动物、生命元素的想象、作为艺术家的鲁迅等等，完全着眼于对鲁迅的感受上。而“我之鲁迅观”的作业，又照顾者不同生命个体对鲁迅思想的呼应。

这样的鲁迅，不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吗?这样的鲁迅不正符合着鲁迅自己所期望的那种理想——“救救孩子……”吗?

(待修改)

  年少时，曾听一位诗人说过“诗歌是一种慢”，当时颇有些不屑。那时的我，尚不懂光阴的力量，时常为躁进的心绪所裹挟。待到年龄渐长，人生的感觉不断钝化，这时候，方逐渐体味出其中所蕴含的哲理。

其实，与其说诗歌是一种慢，不如说诗歌是用它的语言来“发现”一种慢。而这种发现，是建立在人世阅历之上；是用人生的经验来观照着那些流动的文字，找寻着时光中流逝的印迹。

孙郁先生的《文人的左与右》被刘汀先生收录在《文化慢光》丛书里，我极喜其“慢光”一词。在光阴中渐次老去，其心可以通古，所寻的乃是人生的兴味。

   而孙先生这本书是最得其味的作品。我说得其味，是因为在他的那些宁静的读书文字里，常透着一点古旧的心绪，聊供我们细品人世之味。他所谈的文人，无论是“左”还是“右”、“中”或是“西”抑或是“新”与“旧”，文字所触及到的地方，都弥漫着我们书光阴里所流淌的“缓慢”节奏，仿佛一枕久违的清梦。孙郁先生便在他感兴的读书间，让我们重温着这枕清梦。

   最早接触孙郁先生的文字，是因着他的学术著作。印象中，这是一位严谨且令人敬畏的学者。他治学颇杂，研究的套路并不单一，有点类似于以赛亚·伯林所说的“狐狸”型学者。然而读他的读书随笔，又常觉得他是一个文章家，有着自己的为文气象，不像别的学者虽见解卓识，然而文章的写法终脱不了学究气。

   孙先生是用自己的文章气脉来谈起自己所钟爱的文人，故总能在深邃之中，透出几分关怀来。他用平实的笔调、闲散的气度，来捕捉着那些文人们特有的兴味，从他们文章与经历中把握住生命的脉动。那些看似随意的文字，其实却夹杂着自己独有的处事经验和入世眼光。

   他写孙犁是“以作家的身份走进学术，又以学术的眼光从事写作，于是便有了诗人的性情和史家风范的交融，文字日趋老道，太史公的苍凉与鲁老夫子的苛刻深染于身，读之如置荒野，有空旷寒冷的感觉”；说张爱玲则是“绝望得有些个残酷的人，读她的小说，像遇到旧屋下贵族女子，既想多望几眼，又亲近不得，只是远远地望着，觉得中间隔着一条精神的河。”；谈萧乾又是“情感上属于平民的，而学问的兴趣在象牙塔里。宁静的一面和焦虑的一面都有”……

   这些杂植着个人感兴的文词，正是他品味文人独持的一种风格。他把对他人的阅读带进到自己的生命里，同他们一起感发。他的文字并不追求描述的准确性，完全随意着自己的感觉，颇有些类似于古代的文论家，一言一语中皆成境界。

   长期以来，我们深受西方翻译语体的影响，总试图通过研究的方式来穷尽文字所达到的精确度，追求一种阐释的有效性，其实何尝不在坠入一种迷途呢?学究型、冬烘式的阅读，一直在损害着我们汉语本应有的感兴传统，把文学与心灵给隔离开了，我们还能拿什么来提澌我们心灵层面的美感呢?过分的学术化，使得我们丧失了对作品基本的审美介入，把作家当成古董来考究。我常想，当文学成了学术的一种，是否意味着文学自身也走向了另一种衰亡?

   孙郁先生显然是反对着这种非审美化的阅读，故而他选择了一种缓慢的节奏来打磨书光阴。他试图回归到古典式的感兴阅读传统里，用以区分自己的学术研究。他在尝试着打通古典与西方的文脉，故而他的文章读起来，平缓而不生涩，干净而不冗沓，既有东方式的生命感悟又杂植西方式的深邃洞识，恰如一杯清茗，在浓郁之中泛着一缕清香。

   他笔下的那些文人，或“中”或“西”，或“新”或“旧”都是经过岁月的淘洗里而渐成气象的。他们有自己的温和，有自己的境界，有自己的风度，他们均被孙郁先生用轻盈的文字构筑成一盏清梦。那古旧的、缓慢的并略显迟钝的清梦，就这样从书间渐次向我们奔来……